今年五月美国黑人George Floyd的不幸去世，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游行，并进而出现各种暴力破坏活动，直至今天还在一些地区继续。西雅图是首先出现大规模打砸抢事件的城市，让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大为吃惊。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这次事件刚一出现，就直觉地感到与过去Rodney King等事件很不相同。西雅图市议员Kshama Sawant在事态之初就进行的煽动性演讲，让我感觉到这可能是一场非同寻常、有目的、有组织的行动，是有来头的。很不幸，几个月下来，事态发展的确如此。我从来没有想到当下美国社会能够分裂到这么严重程度。为什么？原因何在？
出于希望对事态根源的了解，我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与政治书籍。其实，认识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过去对于政治并不太关心，属于温和自由（moderate liberal），倾向民主党。与周围很多朋友们一样，同情并帮助弱者，也尊重传统文化。这几个月的学习，让我对事态发展都产生了新的认识。
这里把自己的一些观察与思考整理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并不是想改变他人的观点，而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书籍、受益于其中的智慧，从而对看清现在和未来事态发展有所帮助。一己之见，难免偏颇。
01
转折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转折，这已无悬念。但是对于这是什么样的转折，看法则各不相同。
要看清美国形势，首先要看清世界大局。美国所面临的转折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转折的一部分。对此，作者Peter Zeihan在他《Disunited Nations》[1]（“去联合国”）一书前三章中的分析很清楚。
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自二战后开始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尾声。过去这75年，虽然各种地缘政治摩擦和局部战争冲突不断，世界总体上是经历了空前的和平、繁荣、与发展。这与1945年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包括创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等国际机构，密切相关。
当然，美国首先有自己利益和价值观的考虑。但是，与过去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帝国主义不同，在二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并没有把占领的土地据为己有（如日本、菲律宾、德国等等），变成为殖民地。而是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平台，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着想，同时也为其它国家提供了公平贸易、共同发展的机会。其结果显而易见、无可置疑。过去四十年里，中国进入了这个平台、特别是加入WTO后，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奇迹。平心而论，中国成为大赢家、世界老二，除了自己的辛勤劳动，也是得益于这个平台。
如果把地球比为一个村子，在过去的75年里、特别是苏联倒台后，美国作为村中老大的地位不容置疑。老大有其显赫风光的一面，也有其肩负重任的一面。虽然有联合国这个居委会，老大除了是钱袋子、还要同时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村有村规，虽然不见得都合理，但如果没有或不遵守，这村子无法持续运行。村民大家有钱可赚时都开心，但因违规吃了罚单就会去骂警察。当老大不容易，老大不是圣人，也常犯错。当警察难，警察也是人，对此西雅图警署最清楚，尤其是在这几个月“defund police”的压力下。现在这种全球化已难继续维持。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世界村将会变得怎样？用作者Zeihan的话：“The beginning of … a global disorder, a world without American overwatch”。这一轮“世界秩序”行将结束的同时，“全村合作社”的大平台也将转型。英国脱离欧盟、美国退出各种世界组织已经发生。对于新形势下的各国地缘政治，包括中国、美国等，作者给出了他的分析。
世界在变，美国也在变。作者George Friedman在他的新书《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2]（“平静前的风暴”）中，作出了值得关注的周期分析。他观察到，在美国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中，有两个周期在周而复始的进行。第一个是八十年左右的 “institutional cycle”（国家政体周期），第二个是五十年左右的 “socio-economic cycle”（社会经济周期）。
现在行将结束的第一个周期是从二战后1945年开始的。这个周期的上一轮始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1865年。现行的第二个周期从石油危机后里根总统上世纪80年代初上台开始，而其前一轮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后30年代初FDR罗斯福总统上台。
可以看到，每个周期都结束于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危机，而新的周期开始于新政治格局的建立、或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历史上首次，这两个周期将同时在下面五至十年内结束。这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到来，而是两个新的生命周期即将同时诞生。
作者在此书的前2/3仔细回顾了过去几个周期的历史。在后1/3中分析了现行的周期，并对新周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关于八十年左右周期的分析在其他书中也曾看到过，比如蒙古帝国的兴亡、前苏联的兴亡。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八十年左右？基本的解释是，政体与生物类似，也有其生命兴衰周期。政体是由人组成。八十年大约是一个人的一生，或三代政客的交替，从建业、守业、到葬业。如果这个政体过于僵化、再生能力弱，那很可能八十年左右就结束了。否则有可能浴火重生。
讨论当下周期时，作者Friedman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众多挑战之一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法律条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说，奥巴马总统通过的医改法案多达897部文件，并且附上两万多页的法规文件来解读这些法律文件。美国的社保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在1935年通过时，法律文件只有29页，到现在已经长到了2600多页、再加上数不清的附加解释文件。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没有谁能够搞清全部、看清全局，只好雇用一大堆专业人员各自负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集团。
这些技术官僚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气泡中，久而久之，逐渐地形成了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s）。他们制造的复杂，成为了他们存在的理由。而他们的努力工作又创造出更多新复杂，雪球越滚越大。
作者Friedman认为，这种技术官僚体制已经走到了极端，其自身重量已经成为了国家继续发展的阻力。联邦政府体制的改革、一些common sense（常识）的回归，将是新周期到来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目前这两者的模式，在将来都不可持续。
对于这一轮全球化的终结，在看到的中文材料中，文贯中教授的最为精辟[3]。他认为，国际经济将从现在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但这并不是冷战格局的简单重复。对于川普总统的出现，文教授认为，在过去的三年里，政治素人川普横冲直撞，撼动世界经济体系。
我比较认同文教授的这个评估。如果看清了国际上和美国内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即使不是现在的川普总统，迟早也会出现其他洗牌者，只是个时间问题。物极必反。当历史洪流转向时，它是无情的，谁当总统都不会改变它最终的流向。命运的安排，使川普成了第一个戳破“皇帝新衣”的总统。他搅乱了岁月静好，犯了众怒，成了众矢之的。
02
根源 (The Root Cause)
看清了大趋势，再来看看现在美国社会是怎么走到如此分裂的。很多人由于愤怒，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一个川普总统的出现。这好像也过于草率，有可能一叶障目，从而忽视了深层的原因。要理解今天美国的问题所在，我发现必须回到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起源。但立刻就感觉到自己对西方思想发展史了解太少，要补课。《Great Mind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4]（“西方思想传统的智者们”）这部Audible 有声书满足了这一需要。推荐。
美国是一个奇葩。与中国等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相比，美国并非是在一个在特定区域、由特定人群通过数千年一点点进化而来的。美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有意发明出来的[2]。但是这发明并非异想天开，而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和哲学数千年发展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时期John Locke等思想家的影响[4]。
美国不仅是个发明，也是一个场大胆的创业实验。在当时启蒙运动五花八门的思想里，美国的创立者们只是从中选取了很特别的一小部分。与今天的创业一样，没有谁能保证这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后来也有人选择了其它思想进行实验。如前苏联的创立者就选择了马克思的思想，其实验结果已经成为历史。但美国的实验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这已经是非常奇迹、非常幸运了。因为起源于发明，两百多年实验一路上磕磕碰碰，也是靠着不断地继续发明和自我修正，才活了过来。美国独立宣言，宪法与多个修正案，建立起了美国文化的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
美国从来都不完美。历史上也犯过现在回头看来很糟糕的错误。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但不可能回头来修改历史。由于美国的基因是发明，美国历史上总是有人在尝试去实验其它思想和理念，期望能够得到“更理想、更美好”的结果。这种努力是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的，也是自我修正的一部分。这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包容性。但是，即使有着美好的初衷，这些实验不一定都能成功，有些还导致了下面将看到的很糟糕实验结果。
作为现在的美籍华人，我们都不会忘记美国历史上出现过排华法案这样的黑暗。在二战中，作为美国的盟国，中国军人们浴血奋战，才使这一法案在1943年得以被推翻。直到1965年，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下，华人选举权才得到了彻底平等。我们得益于我们前辈的不懈努力和六十年代美国的这场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倡导和平非暴力平权理念，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和尊重，也在于他是要求平等地成为这个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并非要求对黑人特殊对待，而是与白人的同等对待。
“We the People”，“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样的单一“Identity”（身份），强调的是我们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是让社会和文化走向认同、而不是分裂。这是一场伟大并且成功的实验。但是很不幸，马丁·路德·金的这一认同和团结理念，在之后的运动中，不仅没有能够得以传承，反而走向了反面：异化与分裂。
对于这段历史，和后来出现的“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确）等等，作者Francis Fukuyama （福山）在他的著作《Identity》[5]（“身份”）一书第11章中给予了很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这些使社会越来越走向分裂的理念和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作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左右双方都有份，但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派（progressive liberals）的影响广的多。这些左派理念和实验同样可以在欧洲启蒙运动和后来的哲学家中找到思想基础，如罗素和马克思[4]。
“National Identity”（国家身份）是作者Fukuyama深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为解决当前社会分裂提供了希望。如果在中国问“你是谁”，毫无疑问，回答是“我是中国人”。这就是“国家身份”。经过了多年“身份政治”的影响，如果现在美国问这个问题，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门，“华人、太平洋岛人、印第安人、白领/蓝领、白人/黑人、‘红脖子’、老墨、左/中/右派、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去教堂者、无神论者、异性恋、同性恋、变性人、无家可归者、支持堕胎者、难民、新移民、非法移民、……“。几十年下来，越分越多、越细，并且每个群体的要求和利益都要分别给予特殊对待，因为这些群体有着他们独特的“Lived Experience”（生活体验）。
适当的Diversity（多样化），可以使社会更丰富、健康、有活力。但是过了头，各个小群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互相失去信任，国家最终会陷入混乱和分裂。奥匈帝国垮台和现代过度多样化造成国家衰败的例子很多[5]。这并非是要回到所谓的“nationalism（国家主义）”。
移民政策也是争论激烈的话题。我们是新移民，受益于美国的开放和包容。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这种“身份政治”的实验正在走向极端，逐渐使美国失去凝聚力，使国家走向分裂和衰亡。相反，把大家团结在“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一个identity下，美国才有希望。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丢掉了，其生存是很危险的。对此，作者在这书的第12-13章中的分析很值得深思[5]。
Identity Politics - “身份政治”对于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并非美国或欧洲独有。文革初级红卫兵喊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以及“红五类”针对“黑五类”的斗争，其实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关注点不是在于各方观点的是非优劣、merit or virtue，而是在持有观点人的出身等特征。很多这些特征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在这样的基础上，理性的辩论变为不可能。
如果说这些“身份政治”运动，如这几年来的Black Live Matters (BLM)运动的初衷还是好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问题的关注，但结果却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发展为怀疑、敌视、或仇恨，不仅没有得到所希望的社会同情，反而走向了孤立与分裂，反而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很可悲的。近年来，“身份政治”也被极右翼接过去，争辩如果允许BLM运动，为什么白人至上运动不可以？多年的“身份政治”种下了今天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祸根。
与“身份政治”紧密相关的是所谓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由于“Lived Experience”只有该特定人群才有、并且是内在感性的，外人就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或反驳。这就造成了很多心里想的话不能在公开场合说，一些过去的习惯用语也必须改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新名词。但是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言论自由的保护，理论上任何话都是可以讲的。鉴于社会公德与互相尊重、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美国大多数人讲话都还是比较注意的。然而这些年来“政治正确”矫枉过正，反而造成了人们之间的隔阂。
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是debate and reasoning（辩论和讲理），言论压制只能使社会变得非理性。这些年来，"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我并不认同你所说的观点，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讲这些话的权力“）这样的自由民主精神，在美国已经越来越少了。由于只可感受并接受，不可辩论和质疑，“身份政治”如同宗教的替代品[6]，正在动摇美国文化的基石，把美国社会推向瓦解的边缘。
在过去几十年中，还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理解美国社会现在的分裂会有帮助。60年代民权运动后，在黑人、华人、等少数族裔人新产生的选票大多被民主党争取到后，民主党的注意力转到一个接一个与“身份政治”相关的话题上。当正在非常努力地把人群越分越细、并为每一个细分小群争取权益时，民主党忽视了一个本来应该属于它去争取的大群 – 传统的美国体力劳动者们。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大趋势下，这些人从过去的小康中产阶级，现在变到了与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黑人类似的状况[5]。很长时间里，他们成了被两党传统政治势力都遗忘掉的人群。但是，川普看到了这一点。2016年正是这个被遗忘的群体把他推上了总统宝座。民主党真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已故教授Christopher Lasch在25年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他去世后一年出版的《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6]（“精英的反叛和对民主的背叛”）一书里，对后来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给出了准确的预见和清晰的分析。
这里的“精英”（elites），与前面提到的“技术官僚”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多是各种技能和领域的专家（professionals）。不同之处是精英们除了在政府机构，很多是从业于大学或私营机构中，教授、科学家、IT工程师、科技高管、顾问、记者、媒体制作人、演员、金融分析师、基金经理、律师、等等现在的流行职业。大多数精英们居住在美国东西两岸民主党为主的州里。但他们并非都是民主党人或认同者，共和党也有。白人、黑人、华人、印度人，各种都有。
Lasch教授在此书第1章中上来就讲，虽然在美国特权阶级始终存在，但从来没有像现在的“精英们”这样如此危险地与他们的周围所隔绝。有的精英们鄙视生活在美国中部的人们，觉得这些人落后、愚昧、无知、无聊。精英们是近年来全球化大潮中的得益者。精英们关心的是在国际化中如何赚钱、出名、享受各国奇异的美食文化服装。对于精英们来说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家，只是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飞来飞去过程中的一个落脚点。他们习惯了旅游者似的世界视角。爱国（patriotism）只是个抽象概念。
从六十年代以来，精英们并没有想通过民主的公开辩论把他们的理念强加于美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无国界概念很自然、很正常，因为生意和机会在全世界。然而世界还没有进化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4]。资金流动可以没有国界，但劳动者是有国界的[5]。久而久之，这些生活在美国中部的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就被边缘化于这套全球化替代机制之外了。
精英们全面掌控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文化命脉。无论政治体制内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上台当总统，他们自己要么就是精英，要么也一定要拉上精英们。直到2016年言行奇葩的川普当上总统，令传统的精英们大跌眼镜。
Lasch教授的观点属于populism（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左中右都可能，所以与川普总统的一些观点，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观点，都有类似之处。后面会谈到它在历史上曾经的作用。
促使不同观点演化成为社会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主流媒体最近这几年来向左的偏袒，想必大家已经有察觉。如果希望了解其原因和严重程度，可以参考作者Mark Levin的书《Unfreedom of the Press》[7]（“新闻不自由“）。
在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体起着重要的监督、反馈、公正批评作用。如果说两党政治好比体育比赛，新闻媒体就是裁判员。但是近年来有些主流媒体越来越不甘于作为裁判员的寂寞，挽起袖子、跳入赛场，站到左翼一方，当起了运动员。这种偏袒很危险，使得社会舆论不对称并且偏激，客观上起到了煽动社会走向分裂的作用。
川普自已问题也不少，发很多煽动性的推特，搞裙带关系，有的出格的做法已经不需要媒体来黑他了。
这些一起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种种矛盾，看似孤立、偶然，实际上是在上述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发展大周期之末的必然。不是这些矛盾，也会出现别的矛盾。
03
大选 (Presidential Election)
再过几周就是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虽然说谁当总统可能不会改变美国历史大转折后的最终去向，但不同的总统很可能会影响到如何转折，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民主、共和两党为了总统竞选互相攻击、吵翻天。再加上媒体的炒作，让客观判断更为困难。我希望在我投票时，不是一个感性冲动，而是经过认真理性思考的。有两个问题我需要先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希望搞清楚我那对激进运动的“免疫反应”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大选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对美国转折时的挑战有了解后，我希望搞清楚如何选择总统，更有利于美国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民主法制社会中出现这些让人联想到“文革”的现象，我非常困惑。为了能够了解其共同的历史渊源，我去读了两本“革命史”，从开始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1848年遍及欧洲的革命浪潮、到20世纪初的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
第一本《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8]（“人们心中的一把火：革命信仰的源头”），作者James Billington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上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大规模“反文化”动乱（Counterculture）和左倾革命思潮在年轻人中蔓延，促使作者在1980年写下了这本经典巨著。不少当时参与了动乱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了大学里的哲学和政治学教授[4]，对今天的美国大学、中学教育有着深远影响。此书第9章中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了仔细的介绍和分析。
恩格斯：“共产主义并非教义，而是运动”，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一定要付诸实践和行动的。共产主义幽灵（specter）和“革命之火”，通常以民主的名义出现，在过去中国近代历史中、现在正在发生在美国的社会动乱中、以及现在美国政客煽动性言论中，都很常见。
第二本历史书《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9]（“世界革命：反文明的阴谋”）是作者Nasta Webster在一百年前写的，她亲身经历了那革命年代。后人批评她关于革命历史中秘密组织（secret societies）的描写是阴谋论。但是第一本书的第4章对秘密组织给予了证实[8]。革命者对于改良（reform）没有耐心，而要用激进手段、包括暴力，来迅速解决问题。这在近来美国动乱中很活跃的极左组织ANTIFA的纲领中（见Wikipedia）可以很清楚看到。当年在中国，主张激进的陈独秀与改良的胡适的辩论中也是如此。胡适认为激进和暴力即使取得了成功，结果将会是砖制。结果历史证明胡适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