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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ing: 回忆与作家杨沫的见面

2020-12-30 22:58| 查看: 420| 评论: 0 |原作者: Dongjing

摘要: 原创作者:董晶2020年十二月是着名作家杨沫老师与世长辞24周年,也是她与千千万万热爱《青春之歌》的读者永别24周年的纪念。缅怀四十年前杨沫老师对我的亲切接见和面对面的交流,特写此文以寄托我对杨沫老师的深深怀念之情。杨沫在香山的墓碑1980年冬季的一个星期日,我乘公共汽车到达北京郊区的香山终点站,然后步行约两里路去她的香山住所, 看望我从少年时代就十分崇拜的作家杨沫老师。那年,我还是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在此之前,我曾通过一位杨沫老师的朋友转达过我对小说《青春之歌》的无比喜爱和对杨沫老师的崇敬,以及渴望见到


原创作者:董晶



2020年十二月是着名作家杨沫老师与世长辞24周年,也是她与千千万万热爱《青春之歌》的读者永别24周年的纪念。缅怀四十年前杨沫老师对我的亲切接见和面对面的交流,特写此文以寄托我对杨沫老师的深深怀念之情。


杨沫在香山的墓碑



1980年冬季的一个星期日,我乘公共汽车到达北京郊区的香山终点站,然后步行约两里路去她的香山住所, 看望我从少年时代就十分崇拜的作家杨沫老师。那年,我还是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在此之前,我曾通过一位杨沫老师的朋友转达过我对小说《青春之歌》的无比喜爱和对杨沫老师的崇敬,以及渴望见到杨沫老师的心情。万万没想到杨沫老师得知我的心愿竟邀请我到她的香山住所会面。


上午9点左右,我走进杨沫老师的香山住所小院,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座由土坯搭成的简朴的农舍,竟是这样一位着名作家和文艺界的领导干部的写作室。她的秘书,一位身穿没有领章的草绿军服,十分英俊的小伙子向我迎来,把我带到了杨沫老师的会客室。杨沫老师见我进门,立即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起身,我快步地迎了上去,微笑着向杨老师问好。杨老师握着我的手,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她带着惊讶地口吻说:“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年轻秀气的小姑娘!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很成熟的医生呢。”她牵着我的手,领着我参观了她的这所农家小宅。会客室其实兼书房,写作间,卧室,可谓一房多用。隆冬季节,屋里生着带烟囱的煤炉取暖。旁边的一间小屋是厨房加洗漱间,厕所在院子里,是典型的茅房,土坯圈起来的,没有顶棚。


杨沫从事写作的地方


我们在客厅的沙发坐下,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地看看杨沫老师。她穿着一件浅墨绿色的对襟棉袄罩衫,虽然有些发胖,但是皮肤保养得很好,脸上没有什么皱纹,且透着红润。杨老师告诉我她已67岁了,有冠心病,身体不好,她的秘书又兼护士,每天要为她打针。但是,67岁的杨沫老师看上去还是比同龄人年轻。那天她的精神很好,还对我说:“白杨是我的亲妹妹。”真有点儿惊讶,第一次知道两位名人竟是亲姐妹。杨老师热情地招呼着我喝茶,把一个她亲手剥开的橘子递到了我的手里,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很多。杨沫老师的秘书对我说:“你真是幸运,杨老师每天上午写作,一般是不接待客人的,你是一个例外!” 话音一落,我就站了起来,知道当时她正在赶写《东方欲晓》的下一部分,不愿耽误她的写作时间。杨沫老师安慰我道:“既然来了,就安心在这里待一会儿,我们一起吃午饭。”听了杨沫老师的话,我点了点头,便同杨沫老师请来的一位搞科研的朋友,姓刘的老师一起到了他的写作房间。


刘老师送给我了一本他的着作《分子冠心病学》,我正问他几个学术上的问题时,杨沫老师进来了,她一只手提着刚烧开的水壶, 另一只手端着一盘桔子给我们送了过来,之后她又离去了,看到她这样周到,我很感动。



中午,秘书叫我们去吃饭。走进小小的厨房,一个小方桌上已摆了盘油炸花生米和一盆杨沫老师让秘书在外面买来的猪肉包子。杨沫老师正在锅灶前忙着做汤。我帮着杨老师把她亲手做的汤递到了桌上,竟是西式的红菜汤! 四个人刚好围着小方桌坐下 ,杨沫老师对我说:“尝尝这红菜汤,味道怎麽样?”品了品汤的味道,真是和北京莫斯科餐厅的红菜汤的感觉差不多,只是少了些奶油味,鲜美可口。


席间每个人都很轻松愉快,边吃边聊。我在坐位上正好可以望见客厅里的大型组合书柜,它占据了整个一面墙。柜子里整齐地摆满了书籍。杨沫老师好像明白我的心思,她说:“《青春之歌》已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法文和德文等十八种文字,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字,这些译文本都在书柜里收藏着。”我望着这些已发行到世界各国的版本,不禁肃然起敬。《青春之歌》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出版发行最多的外文译本,它不仅被中国的读者喜爱,也被世界许多国家的青年人所热爱。




我告诉杨沫老师,中国当代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青春之歌》,还有《红岩》,和《创业史》。还说:“我觉得余永泽是个好人。我喜欢那个穿着学生装,在暴风雨中救起林道静;在北戴河的海滩上深情地朗诵海涅的诗的余永泽”。杨沫老师认真地听我讲述着,从她的表情里,我感到她愿意听我讲下去。我又列举了几处书中林道静对卢嘉川的爱情描写片段,我告诉杨老师这些精彩的描写使我非常感动,至今刻骨铭心。


接下来,我向杨沫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作家都把结婚前的爱情写得很感人,很美好。可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将结婚后的爱情写得精彩,不知杨老师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我还举出当时在国内流行的电影《大蓬车》,也是反复曲折的爱情以圆满结婚而告终。杨沫老师沉吟片刻,说道:“这的确是作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很难解决。”她又说:“也许我还会写《青春之歌》的下集。”话音一落,我忙说:“千万不要写了,林道静,卢嘉川和林红这些人物的形象已在千百万的读者心中深深地扎根了,林道静也与江华结婚,很难再写下去。”杨沫老师听后和蔼地说:“我想写卢嘉川其实没有牺牲,他又投入了新的对敌斗争,林道静后来去了重庆,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工作。我想看看林道静,卢嘉川和江华如何处理这个三角关系”。我还是坚持《青春之歌》不能再写了。在座的人都会心地笑了,仿佛他们今天看到了一位顽强的《青春之歌》的捍卫者。



饭后又在客厅坐了一会儿,。杨沫老师送给了我一本她最近写的新书《不是日记的日记》,并在书的扉页上签名。大约下午三点钟,我起身向杨沫老师告别,杨老师坚持要去车站送我,几经推辞,杨老师还是坚持要送我,并拿起了一个羊绒围巾围在了脖子上。


杨沫老师同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路很窄,几乎是在田埂上走。隆冬时节,寒风刺骨,而我的心却暖暖的,兴奋地体验着杨沫老师对我的厚爱。我们边走边聊。她问我对今后有何打算,我说:“大学毕业后准备考研究生,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首先想当一名好医生。将来时机成熟时也想写点儿东西。”杨老师说这个想法很好,她还告诉我: 1942年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的同班同学里只有她成了作家,作家并不是一定是学文学的。她还列举了最近北京一位女医生发表的作品,认为很有水平。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公共汽车站。香山站既是终点站又是始发站。一辆空车开了过来,有几位乘客上了车,我想再等一会儿,杨沫老师坚持让我在还有座位时上车,我上车在一个靠窗户的位子上坐下,不断地向杨沫老师招手,示意让她回去吧。可是杨沫老师还是久久地站在寒风中,慈祥地望着我,她的头发和围巾随风飘动着,飘动着……我的视线突然模糊了:“这不就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吗?”一股热泪从我的脸颊流淌下来。汽车终于启动了,我望着杨沫老师的身影直至她离开了我的视线。



汽车沿着空旷的山野前行,看着窗外的景色,我不禁感慨万千:“看,隆冬中光秃秃的树干,残雪中一簇簇的枯草,但有谁能不信,待到明年艳阳之际,它们是茂密的,散着春华的大树;它们是艳丽的,有着火一般的生命的春花呢!”


四十年过去了,但是,在寒风中久久站立为我送行的杨沫老师的身影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卢家川等人物一样,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永生难忘。





本文作者1986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所在地Gainesville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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